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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治维新150年︱梁启超的误读——从长诗《去国行》谈起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18-08-06  浏览次数:29
核心提示:原标题:明治维新150年︱梁启超的误读——从长诗《去国行》谈起 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图(桥本周延画) 150年前的明治维新和120

原标题:明治维新150年︱梁启超的误读——从长诗《去国行》谈起

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图(桥本周延画)
150年前的明治维新和120年前的戊戌变法经常被拿来比较:为什么前者成功了,而后者却失败了呢?
这是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,很多人从各个角度提出过解释。不过,是否可以说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对明治维新的误解早已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埋下伏笔了呢?康梁等人认识到日本的崛起源于明治维新,却对明治维新的真正动因缺乏了解。那么,三十年后,在完全相异的主客观条件下,他们在模仿明治维新变法时所遭遇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了。
为验证这一观点,让我们先读梁启超的一首诗《去国行》,看看他对明治维新的认识。其次,分析梁的认识中存在哪些误区。再次,探讨被梁誉为“维新之首功”的吉田松阴的思想、行动和影响。最后讨论梁对明治维新的认识为何会出现偏差。

梁启超

慈禧与光绪
乍看之下,梁的这种比附似乎有些道理。不过如果仔细分析,就能发现其中充满了先入为主的理解和似是而非的判断。
首先,皇室与幕府本无君臣之分。梁的这种认识或受到了“大政委任论”的影响。所谓“大政委任论”,是指将军受天皇委任统治国家的理论。事实上,这只是德川后期某些神道学者和尊王论者的发明。
德川家的天下是家康公和手下的武士打下来的。将军的霸权基于德川武士团的强大兵力和雄厚经济实力。江户时代,将军直辖400万石的领地(如加上旗本和亲藩的领地,则高达1000万石,约占全国三分之一)和“旗本八万骑”的武士团。而天皇无权无势,不能将国家授予谁。恰恰相反,天皇在德川时代备受优待,完全依仗将军的援助。
其次,梁认为将军和天皇两无相涉,但将军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,天皇不可能独立于将军存在。德川政府成立后不久,即颁布《禁中并公家诸法度》严格限制天皇(禁中)和公卿贵族(公家)的活动。天皇仅负责祭祀、颁历、改元和叙位任官等,其作用形同橡皮图章。未经幕府的允许,天皇无权颁发荣誉称号,甚至无法赠予生父尊号(如1627年“紫衣事件”和1791年的“尊号事件”)。
不过,因为天皇拥有古老的政治和宗教权威,德川中后期,幕府将“尊皇”与“敬幕”联系起来,以加强己方的权威。“敬幕”就是“尊皇”,“尊皇”就要“敬幕”。国学和神道研究随之兴盛。在对外危机严重的德川后期,天皇开始被塑造为日本民族主义的核心。越来越多的知识人开始相信“大政委任论”。明治维新前夕,幕府也开始利用这一理论,以图重建权威。只不过他们主导的“大政奉还”弄巧成拙,反而加速了政权的瓦解。

《大政奉还图》(邨田丹陵绘)
第三,梁认为在“倒幕”运动中志士扮演了关键角色,但就整个幕末政治变革来讲,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却是“大大名”(拥有10万石以上领地的大名)。水户藩主德川齐昭(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生父)、萨摩藩主岛津齐彬、越前藩主松平春岳、土佐藩主山内容堂和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(这四人后来被称为“幕末四贤侯”)等“大大名”虽然拥有雄厚的实力和高贵的门第,对国家事务却无发言权。他们因此对幕政不满,力主改革。

幕末四贤侯(左起依次为岛津齐彬、松平春岳、山内容堂、伊达宗城)
“大大名”主张通过“公武合体”克服内外困境。所谓“公武合体”,是指将军(武)放弃独裁,与地方大名(武)以及京都朝廷(公)联合起来,重组国家政权。至明治维新前夕,“公武合体论”一直是幕末政治变革的主要方向,就连孝明天皇(明治天皇之父,1846-1867年在位)也赞同这种观点,而反对“尊王讨幕”。正因如此,孝明天皇招致讨幕派公卿和“尊王”志士的不满。他在35岁壮年突然去世时,也就产生了天皇遭倒幕派毒杀的传言。不过,幕府在内乱和外压之下一再错失良机,“公武合体论”的重镇萨摩藩1867年转向“倒幕”。次年,倒幕派发动政变,控制天皇(夺玉),宣布废除幕府。戊辰战争爆发。萨长联军以少胜多,击败幕府军。德川政府倒台,明治政府成立。

吉田松阴像
梁推崇吉田松阴的原因有以下几点。
第一,梁认为松阴乃是日本维新之首功。这是因为,“吉田诸先辈造其因而明治诸元勋收其果。无因则无果,故吉田辈当为功首也……倾幕府,成维新,长门藩士最有力焉。皆松阴之门人也。”(《自由书?成败》)。也就是说,长州藩志士主导了明治维新,而他们多是松阴的门生。松阴虽然被幕府处死,但他的思想被门生继承,并成为倒幕运动及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。“日本维新之业, 其原因固多端, 而推本其原动力, 必归诸他。松阴可谓新日本之创造者矣”(《松阴文钞》)。
第二,松阴的“尊王攘夷论”深深地吸引着梁。松阴呼吁申张“君臣大义”,尊崇天皇,建立“一国一人、一君万民”的国家体制,抵抗外夷,捍卫独立。为实现这一目标,需要“讨灭”屈服“外夷”的幕府。这些内容与梁的主张一拍即合。当时的梁盼望“圣主”光绪帝复位,主持维新大业,以救亡图存。
第三,松阴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也感染着梁。松阴是敏锐、大胆、热烈的思想家,也是真挚、疯狂而奇异的行动派。他认为,思虑过甚会畏手畏脚,只有依靠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“狂愚精神”才能打破窠臼,开辟出路。这种“急风骤雨”般的人格特质将一大批青年人吸引到他身旁,最终又与他们中的大半绝了交。安政大狱时,孤愤的松阴选择为理念和道路殉死。幕府根本没怀疑到他,他却主动坦白意图暗杀老中,在京都举行暴动,联络皇室敦促长州藩倒幕等计划。三个月后,松阴被处死,终年三十岁。
松阴是炸弹般的人物。他对幕府发动的“自杀性”攻击,激发了长州藩的志士们,所谓“一夫敢射百决拾”也。以松阴之死为契机,他的朋友木户孝允,门生高杉晋作、久坂玄瑞、伊藤博文等投身到“尊王攘夷”运动中,最终推翻了幕府。那么,如果松阴真是“新日本之创造者”的话,他的“尊王攘夷”构想在维新后得以实现了吗?
150年前的3月14日,15岁的睦仁发表《五条御誓文》。 半年后,改元“明治”,睦仁即为明治天皇。当年投身“尊王攘夷”运动的志士们成了维新元勋。既然最大的障碍已经扫除,他们要将“尊王攘夷”付诸实践了吗?答案是否定的。
明治政府并未真正“尊王”。维新元勋们把持着政权,明治天皇一直未能“亲政”。基于“万机决于公论”的原则,日本颁布了宪法,开设国会。在“天皇主权”的名义下,确立了立宪君主制和民选议会制。松阴“一国一人,一君万民”的构想从未得到实现(只有二战时的日本,才接近于这一构想)。
“攘夷”更被抛诸脑后。明治政府不仅继承了幕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,而且实行了更为彻底的“开国”政策。日本全面向“夷狄”学习,引进技术,兴办教育,开放舆论,启发民智,推行信教自由。
“尊王攘夷”仅是为扳倒幕府提出的口号。目标实现后,口号也就随之消失了。

梁对明治维新的认识存在种种偏差。但在最关键一点上,他却是对的:萨摩、长州、土佐诸藩拥有兵权,而中国各省的督抚实为中央之家丁,刘坤一、张之洞、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人物公然反抗朝廷,还要等到两年后的“东南互保”之时。
明清中国以皇帝独裁、中央集权、郡县制度和文官政治为特征。德川日本则以将军集权、大名分权、封建割据和兵农分离为特征。德川政权建立在将军对大名的相对优势之上。尽管幕末志士主导的串联,说服,少数人之间的谈判,论争与秘密结盟,对对手的威胁,暗杀,和小规模的冲突此起彼伏,但只有拥有制衡将军力量的“大大名”决定改变时,才能打破局面。坂本龙马说过,“较之我一人引五、七百人为天下而行动,莫如搬请二十四万石之大名(指土佐藩主),使其为天下国家而行动更佳”。龙马将土佐藩作为后盾,土佐藩则将其视为棋子。
政治是由人数的多寡决定的,历史也是如此。数百人不足以改变历史进程,只有当数以百万的力量参与进来时,才能推动时代的车轮。明治维新发生十年前,幕府和“大大名”之间围绕“攘夷”和“十四代将军候选人”问题爆发的一系列政争,标志了德川政体开始瓦解。
明治一代人以特定主客观条件,历经种种挫折和演变,终于粗具近代国家的规模。康梁等人则一厢情愿地认为,中日两国文化与社会相似,依仗皇帝的支持,比着葫芦画瓢,一经变法必可使中国脱胎换骨。但是,因不具备明治维新的历史基础,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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